Re: [資料] 青春作伴好還鄉 / 鍾永豐

看板againstDams作者zumma (zumma)時間12年前 (2012/10/25 13:03)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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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天南》文學雙月刊第六期, 2012.2.29出版。天南 http://www.chutzpahmagazine.com.cn/ 一期刊完。因為本文內容較為濃密，分次貼出。 -- 寂寞是在南方向下看夜半緊張，我想起南方／夜半緊張，我想起南方／南方南方，近又近／南方南方，遠又遠 —鍾永豐詞、林生祥曲，《南方》 1989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徐正光主持一個叫「小商品的政治經濟調查」計劃，徵求操熟練客語的研究助理，以在南台灣客家地區進行農民訪談與基本家戶生計資料的蒐集工作。徐正光研究員是客家人，出生於屏東內埔，歷史文化與美濃同源。照標準，妹妹並不符合資格，可是徐老師欣賞她的豐富組織經驗與社會運動熱情，加上農家背景與地緣關係皆有利於農村調查，便破格晉用僅有大學一年級學歷的秀梅。 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者的「到民間去」運動，以及1920、1930年代中國左翼青年的下鄉蹲點運動，一定程度導引了妹妹的抉擇，但更深層的動力，來自於想親近父親那一代的農民，聽他們講故事，認識他們的處境，還有完整地經歷生長地一年四季的節氣變化與民俗生活；無非是記憶與情感的作弄。 1960年代末，台灣開始施行農地重劃與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現代化的巨大裂解作用開始指向人與土地的整體關係。農村的地景被視為妨礙生產效率，必須剷平、重劃，農村才得以與機械化生產接軌；「鄉民」變成「國民」的對立面，必須透過教育，拿除農民子女身上的族群與地域印記。跟農村的大多數孩子一樣，我們在中學畢業後通過考試進入城裡的學校，逐步遠離自己的根源。一直以為這都是自由意志的選擇，多年後奢想返鄉，才發覺主客觀條件早經質變，現今橫亙在前，如山如海。農地重劃之後，台灣農村進入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農民對農藥、化肥及農機的依賴日深。我村重劃後第六年，留鄉種做的父親就因過量的體內農藥殘餘而卒逝，得年僅55歲。在台灣戰後的發展主義歷程中，農地重劃與義務教育在農業擠壓政策中屬於第二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金擠壓，亦即通過賦稅（田賦及水租）及肥料換谷等政策手段，把農民的生產剩餘大幅移轉至工業部門，以進行初期投資。工業茁壯了，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便得把人從土地上解離。要把人從農村支開，光是壓抑農產品的價格還不夠，還必須在不影響產量的前提下，降低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需求。所以農地之所以重劃，一方面避免土地零碎化（最小面積不得少於1000平方米），另一方面使農路、水路易於規劃，總而奠定機械化耕作的基礎，加上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所謂「綠色革命」，不僅減縮了人力需求，更提升耕作效率。農民與農村看來即將要幸福登天了，但農業經濟卻往相反的方向墜落。首先是「綠色革命」大幅漲高了耕種成本，復在當局的低糧價政策並放任中間商的盤剝之下，小農經濟迅速解體，同時青壯人口大量外移。農村社會經濟體系的崩潰，還不是農地重劃後的唯一錐心景象。為了增加可耕地，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地—濕地、河彎、河岸、樹林等等，不是大量消失，就是巨幅縮減。又為了穩定農、水路品質，及避免非耕土地長草，滋養蟲害，柏油、水泥被廣泛鋪設在田埂、水圳及田間道路上。農村的生態多樣性、地景歷史，從此一去不復返，幾代人的野性童年記憶行將流離失所。 1990年春我也回到美濃，加入秀梅的農村調查隊伍。隊伍中有四人，另二者是建築系背景的李允斐及社會學系訓練的夏曉鵑。說「調查」，是自我抬舉，其實是到處聽人操練口才、訴說故事。農民的語言表現了他們的知識面、精神面和人際關係，我藉以讀到社會關係的交會，讀到他們的認同，以及其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還有讀到他們對社會關係的理解，與對自身的評價和詮釋。農民可能是老婦人、政治樁腳、民意代表、士紳或剛回去種田的年輕人；他們怎麼看事情，動用什麼樣的語言表情進行分析，表達出什麼樣的觀點，都是很精彩的社會劇本。挨家挨戶地串門子，聆聽各式各樣的農村語言，對我的影響，從運動方法一直延伸到後來的文學與音樂創作。通過語言，聯繫社會學和文學，影響了我後來的運動方法與寫作，簡單說，是領略了一種相互揣摩的原則：社會學的知識必須還原為社會中的語言，同時又必須從社會中的語言提煉出文學寫作方法與社會運動理論。如此進行社會論述與文學寫作，會慢慢產生多元和多層的對話想像。因此語言文字可以像是通靈的演員；一旦讓它們進入社會語言的現實脈絡，就能在一場公共政策的爭辯中，兵分多路地給老農民開說明會、向都市居民喊話、並說服記者與政治人物。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02.39.23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