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 鍾永豐:菊花為何夜行軍 之三
菊花為何夜行軍之三:失敗者回鄉
鍾永豐
刊於《中國財富》2011年9月號
1992年,我花了8年的時間終於把大學唸畢業。那包括第一間成功大學唸兩年半被退學,
去外島當兩年兵,以及插班淡江大學二年級又多讀半年。畢業後跑回家鄉美濃做田野調查
、搞運動沒薪水又沒身份,只好拜託遠房親戚介紹,在美濃南邊一所國中當代課教員。代
課教員通常會被發配邊彊,派去教那些父母不愛老師討厭社會又嫌棄的三年級後段班,人
稱牛頭班。經過兩年試煉,他們被認定考試能力最差、升學機會最渺茫。
我上他們的國文課,只有四、五個女學生靜得下來聽課,其他不是趴成一片,就是玩成一
團。瞭解他們在教育體制中所遭受的錯誤對待,覺得沒有足夠的道德正當性要求他們坐好
聽課,我只是請他們放低音量,體諒前面有興趣的同學。但文言文很快就使她們眼神迷航
了,我便明瞭她們之安靜聽課,是出於禮貌。
「我們聊天好嗎?」我不想為難她們,輕聲地問,不想驚動後面的吵嚷。
「好啊!老師你要聊什樣。」她們好像也沒有太多期待。
「妳們最常有的心情是什麼?」聊心情夠貼近生活了吧!我想。
「無聊!」、「不知道要幹嘛!」、「好想趕快畢業!」她們漫散地回答。
我認真地點頭,心裡也開始漫散了。
「寂寞--」靠邊窗的座位上傳出一個有點不屑又略帶挑釁的聲音。
那個女孩叫秀惠,上課不太跟旁人交談,也不抬頭看黑板或講課者。她低頭,垂髮,自顧
自地寫自己的東西,有時望出窗外,心事重重。
我靈機一動,反問她:「那妳知道寂寞和孤獨的差別嗎?」
「孤獨是一個人,寂寞是沒有人。」她瞧了我一眼,把話丟回來。
她的話像兩個子彈射出,一中心窩,二中額頭;我愣在講台上。那是我從小最熟悉的兩種
情緒:早上醒來時比我大的不是下田上工就是上學,有時覺得滿好,發呆也不錯,有時覺
得內心的空氣被抽到真空,快窒息暴斃。習到這兩個字眼後我便一直琢磨它們的名下區分
,後來擬出一個存在主義式的解釋:孤獨時自我的輪廓完整,寂寞時自我則開始模糊。秀
惠的語法不必用套裝哲學借屍還魂,精準,詩意多了!楞住的那瞬間,我心裡酸緊,想她
的處境必定有我所沒體會過的複雜深刻,而且一定浸得比我久。
「說得真好!這是我聽過最棒的定義。」我回過神,真想用力給她鼓掌。
秀惠抬起頭,轉過三分之二的臉對著我看,表情略有繳械。
「而且其他同學也對自己的心情很有想法,那我們本週的作文題目就叫『我的心情』,好
不好?」我興奮地環視大家。
出了校門我回覆好事者的樣態。那時有關美濃水庫計劃的正反面議論已在地方上暈開,老
人家在樹下、農民在茶桌上、民意代表在議事堂上,常常起爭執。我們幾個回鄉的年輕人
被曾文忠老師--一位退休回鄉的美術教員,邀去商討此事。妹妹秀梅提議,這麼大的事,
鎮公所應該召開公聽會,讓政府說明計劃內容,並邀請各方專家學者發表評估意見。曾老
師說這意見「蓋做得」,鎮長是他學生,我帶你們去拜會。
鎮長叫鍾添富,近四十,人如其名,最近發了大財,被地方派系拱出來選上了鎮長。公聽
會的事三兩下便談完了。地點?沒問題,我弄個大禮堂給你們。人?沒問題,我叫鄰長通
通出來,十九個里,每里二十鄰,夠多了吧?好個地方諸侯霸氣!我們猛點頭,折服。
剩下來的時間呢?鎮長開始講他的故事。那幾年在南臺灣客家農村進行訪談或拜會,我最
喜歡聽地方人說故事,因為裡面有太豐富的社會學辯證、文學歷程與人類學知識。我們幾
個讀書人從外面回來,凡事新鮮,又一副與世無涉、凡事都有興趣的樣子,而且,我們的
情緒沸點很低,隨便一個故事轉折,我們要不面露訝異,便爆聲大笑;因此,說故事的人
通常會很有成就感。但地方人說故事的意願與能耐,就是有明顯的世代差異。
拜訪6、70歲沒離鄉過的老農民,你得很會問問題,而且得想辦法把有點學術味的問題轉
成地方語脈絡,他們才勉強不會答非所問;一旦他們講順了,便是一部完整的戰後臺灣農
業史。他們大多為長子長媳,在經濟現代化初期撐住農業家族,上承父母的權力意志,下
則提供資助,讓弟弟妹妹唸更多書,以進軍非農業部門,反饋老家。更重要的,他們繼承
父母的祭祀責任與文化慣習,而且操練不輟,所以是一部精彩的農村生活史。
30歲左右剛從都市回來種田的年輕農民,身上有太多未癒的挫敗、創傷--工作上、感情上
的、家庭關係上的,以及惶恐的未來,同時還要忍受鄉人有意無意的訕笑、奚落;在聚會
的場合他們經常低頭不語。他們剛去了印尼、柬埔寨或越南娶親,程序上得等上一年的時
間,妻子才能取得簽證來台。即便我們後來為他們的妻子開辦識字班,他們肯定有加,但
面對訪談,他們仍會眼神飄忽、閃爍其詞。
添富他們這一夥約在四十上下。1980年代中期他們回鄉時,正好碰上幾個政治經濟契機,
左右逢源。首先是臺灣歷經二十年的快速工業發展,累積雄厚,加上台幣不斷升值,資本
的投機化傾向愈來愈囂張,房地產、股票經常一日數市。地方政治上,老一輩的士紳紛紛
老去,第一批現代化教育所培養的知識份子又被抽離農村,鄉鎮級政府的領導階層遂成真
空。而在中央政治上,國民黨開始大量拉攏地方有力人士,以應付黨外運動的挑戰,活化
凋零的統治合理性。
添富在都市打拚的70年代末也碰上「黑手變頭家」的好時機:臺灣的消費市場蓬勃發展,
服務業產值急起直追。添富在善做生意的妻子協助下經營豬的內臟生意,看準上昇的人均
肉類蛋白質消耗量,大賺特賺。可能是衣錦還鄉的心理作用,都市裡到處是銀行,添富就
是不存,偏要拿回家鄉。每個月幾百萬地往農會信用部存,風聲一下子傳開,地方頭人都
在探聽:這小子到底是什麼來路?錢用布袋裝! 添富當上鎮長,炒地皮的、玩股票的、
瘋酒家的馬上擁過來:又是另一波資本的狂歡。
時代儘管在變,有一個主題倒是歷久彌新:教育、離鄉與階級爬升。添富講發跡眉飛色舞
,提到考試失利便黯然神傷。初中畢業那年,添富考不上高中、師範學校,被押去唸免試
免費的陸軍士官學校。那有多丟臉你知道嗎?添富說每次放假坐巴士回家,他都算好時間
,天黑後進村,下車後脫掉軍靴拎著,躡手躡腳走田埂回家。「大路不是我們這種讀書不
贏的人做得行的!」多年後添富的羞辱感仍刻骨銘心。
這種以讀書考試為人生判準的社會價值觀,在臺灣社會是很普遍的現象;但在美濃客家,
似有被極端強調的傾向。美濃超高密度的博碩士、公務人員、老師校長,向被奉為重視教
育的地方典範,但隱而不說的是,讀書失敗淪為吸毒人口的比例,美濃也不遑多讓。這個
社會所允許的人生多樣性,低得令人迷惑。
另一個回鄉的重要群體,是黑道兄弟;也是因為水庫議題,我跟他們有了接觸。鎮公所要
辦公聽會的消息傳開後,正反兩方競相動員。從側面消息,我們知道美濃有好些重要人物
早被收編,在水庫預定地買了大批土地,等待坐收徵收暴利。擔心地方黑道也被官方的超
大利益吸附,變成水庫計劃的禁衛軍,甚至危及我們的性命,我提議爭取他們的支持。但
,怎麼說服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說不定他們還討厭我們這種讀書人呢!沒辦法就打電
話吧,我說。
美濃的黑道老大叫阿欽,當時是鎮民代表會副主席。我打電話給他,說我們是中央研究院
研究助理,想拜會他,他淡淡地應好,沒多說。赴約那天晚上,我們興奮異常,彷彿是要
去看什麼奇珍異獸。阿欽副主席家裡沒什麼異常之處,人也禮貌客氣,不好引動話興。建
築學背景出身的允斐注意到牆上有一幅像冰塊炸開的抽象畫,說副主席好品味,懂得欣賞
抽象畫。阿欽表情歉然,說那幅畫長得像泰國蝦,夜市買的。大家哄堂爆笑,真的把氣氛
炸開了。
妹妹秀梅大膽問他是哪裡人,阿欽說是龍肚東角;我們隔壁村,同一個學區。那你認識某
某人嗎?認識,他是我叔叔。哦,那我祖母跟你們同宗,你要叫姑婆。阿欽又露出投降的
表情,笑說美濃人牽來牽去都是親戚。祖母娘家算是重視門風的家族,出了好幾位有名的
老師、校長,怎麼會出一個大黑道?我與妹妹心裡納悶,但誰敢問?怎麼問?
其實聊天聊順了,答案都在裡面。連上血緣線後,地緣線就不難了:我們從某幾位親戚的
故事開始,交換家族記憶,連結地方情感。從小就叛逆的妹妹似乎從阿欽的家族背景中嗅
到某種連接,突然切進一個問題:副主席,在一個老師這麼多的夥房中成長,是種什麼樣
的經驗?阿欽臉上閃過一陣輕微的扭曲,他說上小學直到中年級他的成績都還在前幾名,
可是有一次貪玩後發燒,名次掉到後半段,別房的長輩取笑他,也不知道怎麼搞得,體內
的反骨就爆開了,從此不僅不唸書,還開始打架。阿欽話速加快,初開始是牛車,現在是
摩托車了。
「那你後來為什麼要回來?」我也好奇了。
「雲飄久了,不下雨不實在;人飄久了,不回來也不實在。」阿欽的聲音變淡變慢,似乎
要把情緒收回來。
「聊這麼久,還沒請教有什麼事情要我處理?」阿欽回覆民意代表的神色。
「也沒什麼啦,就是這個月十號,我們辦了一場美濃水庫公聽會,希望副主席能來參加,
聽聽各方面的意見。」我也言歸正傳,交待了宗旨。
「這事很重要,我一定參加。你們為地方用心,很難得。」
那場發生於1992年12月10日的公聽會不只開啟了美濃反水庫運動,也奠定了我與添富、阿
欽的情誼,後來我甚至成了他們在政治路上的諮詢對象。更重要的是,從他們的生命史,
我開始對那些回鄉的失敗者產生詮釋性、脈絡化的理解,並試圖在往後的創作中,把他們
的故事寫進歌。「菊花夜行軍」專輯的主角阿成,其實就是他們的綜合體。當然,裡面也
有我自己失敗回鄉的故事。
那堂國文課後第二天,秀惠的作文就交了,全班第一個。最後一段所寫的,是我在創作上
的主要意念,如下:「我們的心理也是有自專,但如果那些有種族歧視的老師們,傷了我
們,我們也會生氣,班上同學有自己的前途,不會唸書並不表示沒有前途,沒有什麼用了
,在這三年來,我們心裡有很多的不平和心聲,但卻無法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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