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eyes] 不確定性與安全感的喪失

看板Easy作者meijoy (Hammock)時間18年前 (2007/01/23 18:02)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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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錄自 GnothiSauton 看板] ※ [本文轉錄自 JustReadClub 看板] ※ [本文轉錄自 QuatreCents 看板] --鮑曼眼中的「後現代性及其缺憾」 ◎ 郇建立（原載《博覽群書》2001年第11期） Zygmunt Bauman, 1997，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Cambridge：Polity Press. 一《後現代性及其缺憾》是鮑曼針對佛洛德的經典著作《文明及其缺憾》（1930）而寫的。鮑曼認為，作為文明或文化的現代性，它是關於「美」、「清潔」和「秩序」的，然而，在追求美麗，保持清潔和遵守秩序的過程中，我們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最極端的例子是，猶太人在納粹時期的德國被視為「雜種」而被屠殺的事實。在納粹主義看來，猶太人是骯髒的、醜陋的和危險的，因而應該被消滅，猶如花園裏的「野草」。在一個有序的現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為確定的、可控制的和安全的，然而，在一個非規則化的世界中，世界則被感知為極其不確定的、不可控制的和令人可怕的。所以，如果說現代性代表了確定性，那麼，後現代性則代表了不確定性。在《文明及其缺憾》一書中，佛洛德談到了壓抑問題，並認為，現代文明依賴於對衝動的控制及對真實情感的限制。然而，在半個多世紀以後，鮑曼在其《後現代性及其缺憾》一書中指出，佛洛德的分析不再有效，如果它曾經有效的話。鮑曼認為，我們處在一個非規則化的 /後現代時代，在此，個體自由是至高無上的價值觀，根據這一標準，所有的社會功績或罪惡都需要被重新評估。「在你得到某些東西的同時，你也將失去另外的一些東西」。在鮑曼看來，文明的缺憾源於壓抑，即人們在獲得某些安全的同時，卻失去了自由；後現代性的缺憾源於自由，即人們在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同時，卻失去了安全感。然而，你最需要你沒有的東西。所以，鮑曼指出，「當自由在安全的神壇上犧牲時，自由的光彩最為亮澤；當安全在個體自由的神殿下被犧牲時，它便偷走了以前的犧牲品/ 自由的光彩。」沒有自由的安全和沒有安全的自由都是人類社會的缺憾，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都不可能獲得穩定的幸福。二《後現代性及其缺憾》一書是鮑曼的一個論文集，在該書中，他考察了道德、藝術、文化、宗教、性等諸多社會生活領域，並試圖論證：我們處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在這樣的世界中，我們變得日益自由，然而問題是，我們不再有安全感，一切都變得捉摸不定難以預測。這無疑是自由的代價，也是後現代的缺憾。後現代藝術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意義的不確定性。在後現代藝術中，不再有什麼固定的規則，一切都在變化之中，藝術作品的意義在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領域中。藝術不僅創造了圖像，而且也創造了自身的意義，它給「沒有意義的東西以意義，沒有認同的東西以認同感。」所以，意義總是處在不斷定義之中；後現代藝術帶來了意義永久的不完整性。鮑曼總結說，後現代藝術的意義就是向意義的藝術敞開大門。與意義的不確定性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認同難題。生活在一個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後現代人深受情感的匱乏、邊界的模糊、邏輯的無常與權威的脆弱等諸多因素的困擾。在後現代社會中，認同成了難題。如過說現代年代的認同問題是如何建構自己的認同，如何給它一個可辨認的普遍形式，那麼，後現代的認同難題主要是源於長期堅持任何一個認同的困難，源於發現這樣一種能夠終生認出的認同表達形式的不可能性。鮑曼認為，恰恰是這一認同難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混亂與焦慮的源泉。後現代社會是一個消費者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市場是整合社會的首要機制，由於消費者依賴於市場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從而使消費者依賴於市場。如果沒有選擇，消費者便不復存在，所以，選擇是消費者的特徵，但消費者實際選擇的範圍是不同的，他們所能得到的資源也是不同的。在此，鮑曼指出，就消費者選擇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滿足被發現了，消費的提升導致了自身滿足的不可能；而且，更普遍的是，就自由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滿足也被發現了，我們總是要求更多的自由--即使我們所所需要的自由是限制和禁止目前自由的自由。性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領域。一般而言，性是自然的，然而，它又充滿了非自然的誘惑；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充滿了危險。福柯在其巨著《性史》「導論」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在所有的社會中，性都發揮著現代權力機制與社會控制相結合的作用。因而，鮑曼不會忘記考察後現代的「性」現狀，他指出，在後現代，我們目睹了類似於家庭與生意相分離的家庭與性的分離，「性被拋在了大街上」，性活動不再與各種假設的義務相聯繫，不再與社會所贊成的規範相聯繫，人們從事性活動僅僅是出於感覺，為了身體的快樂。然而，與此同時，性的弦外之音卻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恭維女性的漂亮或嫵媚很可能被審查為性引誘，而提供一杯咖啡可能被視為性騷擾。其結果是，人類關係由於失去了親密性和感情而迅速解體，進入這些關係並使之維持下去的欲望開始枯竭。三在《後現代性及其缺憾》一書中，鮑曼提出了後現代性的兩種類型的人格特徵：觀光者與流浪者。在此，觀光者是後現代性的英雄，而流浪者則是後現代性的受害者。觀光者和流浪者的共同特徵都是，他們都在不斷地移動，然而，他們移動的原因是不同的，前者移動是因為他們發現家變得厭倦了或變得沒有吸引力，因而，他們離開家園是自願的；而後者是被迫的，對他們而言，自由意味著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著擁有一個家，並呆在裏面。如果說觀光者移動是因為他們發現了世界具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那麼，流浪者移動是因為他們發現這個世界具有難以承受的冷淡。觀光者旅行是因為他們想那樣做；流浪者旅行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鮑曼指出，觀光者和流浪者都是當代生活的隱喻。他 / 她可以（並經常）是一個觀光者或流浪者，即使在身體上沒有移動很遠。所以，在後現代社會，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在移動，不管是身體的還是思想的，不管是目前的還是或未來的，也不管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我們都處在「完美的觀光者」和「不可救藥的流浪者」這一連續譜兩極之間的某個位置。或許，我們不可能完全是「完美的觀光者」，也不可能完全是「不可救藥的流浪者」，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同時是觀光者和流浪者。在鮑曼看來，流浪者是觀光者的對立面，猶如窮人是富人的對立面，野蠻人是文明人的對立面。流浪者模仿了觀光者的風格。流浪者是諷刺漫畫，它揭示了虛假美麗背後的醜陋。所以，他們的出現是令人厭惡與憤怒的；他們並沒有被賦予明顯的用途；他們可以被處理掉而不致於有什麼損失或遺憾。然而，流浪者--使觀光者變成英雄的世界的受害者，有自身的用途。如社會學家津津樂道的，他們是「功能性的」。生活在他們附近是不大好過的，但是，若沒有他們，生活將是不可思議的。四 1992年，鮑曼出版了一本最具原創性的著作《死亡、不朽與其他生命策略》。雖然該書的影響力可能不如其「現代性」三部曲或「後現代性」三部曲的影響大，但這是鮑曼本人最喜歡的一本書。在該書中，鮑曼從社會學的視角對現代社會的「禁忌」主題--死亡和死亡過程--進行了非凡的考察。或許是源於對本書的偏愛，所以，鮑曼願意把該書的內容進行總結，並作為獨立的一章放在《後現代性及其缺憾》一書中。鮑曼認為，人類死亡是在社會制度與文化內加以反應與處理的。就對死亡的反應而言，有兩種不同的「生命策略」：現代的和後現代的。「現代策略」是一種解構死亡的策略：在此，不可解決的死亡問題變成了「在原則上可以解決的」關於健康與疾病的諸多具體問題。現代策略並沒有廢止死亡，但它驅除了對死亡的恐懼。我們不僅會在我們的視線中隱藏一些人的死亡，如把那些垂危的病人交給專業人員照顧，把火葬廠搬離公共場所，拒絕默哀公開出現；而且，我們不再把普通死亡視為重大事件，它太平常了，猶如隨身物品中的一件，它太熟悉了，以致於沒有人去注意它。解構的結果是，死亡從觀念和語言中消失了；然而其代價是，生活自始至終都處在死亡的可能性之中。「後現代策略」是一種解構不朽的策略：在此，死亡--不可改變的事件--已經被消失行為所替代；消失者僅僅臨時缺場，而不是永遠消失。電腦寫作取代了神聖的「原版」的觀念，我們都很清楚，下一個版本將使上一個版本不復存在，它抹去了我們處於現在位置的道路上的所有痕跡。無疑，這會導致原創作品的消失，也會導致巴特（R. Barthes）所宣稱的「作者之死」。現在，人人都有機會把自己的名字和生活記錄在電腦虛擬記憶體中，並永久地保存下來，沒有人能夠擁有特權地位而被永久地紀念。當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引人注目的中心時，沒有人能永久地成為引人注目的中心，也沒有人永遠地沉默在黑暗之中。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提升到只為「偉人」預留的位置，於是「偉人」消失了。鮑曼總結說，如果說現代性力爭解構死亡，那麼，在後現代時代，應該解構的是不朽。不過，兩種解構的總體效果卻是一樣的，即死亡與不朽、暫時與持久之間對立的消除。不朽不再是對死亡的超越，它猶如生命本身一樣也是變化無常的；猶如轉變成消失行為的死亡一樣，也是不真實的。五在《後現代性及其缺憾》一書的「導論」中，鮑曼揭開了對自由的討論，在「後記」中，他依然願意對自由問題進行總結。當然，鮑曼不會忘記重申他在《自由論》（1988）一書中提出的觀點：自由是一種社會關係，是一種社會關係的非對稱性；一些人的自由意味著另外一些人的不自由。鮑曼把自由比作「遊戲」，並指出，在被稱作自由的遊戲中，失敗與成功都是暫時的，失敗者由於下一次獲勝的希望而受到鼓舞，獲勝者的喜悅也籠罩著失敗的陰影，所以，在被稱作自由的遊戲中，失敗者並沒有絕望，獲勝者也並不自信，而且，參加者的體驗猶如他們的命運一樣是不確定的。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鮑曼指出，選擇/ 自由是我們的命運，我們無法逃避的命運。在令人神往的自由與令人恐懼的不確定性之間，深受折磨的個體嚮往著不可能的事情：他們想「吃掉蛋糕之後還繼續擁有它」，想充分享受選擇的喜悅而不會因錯誤的選擇而受到懲罰。不管怎樣命名他們的擔憂，其實，個體真正憎恨的是內在於自由的風險；他們所想望的是沒有風險的自由。然而問題是，自由與風險同生共滅。因而，現代個體困境的最終解決方案並不存在。即使這樣，他們仍要求更多的自由，哪怕是逃避自由的自由。在本書的結尾，鮑曼贊成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泊沃裏奇（W. Beveridge）的觀點，自由需要集體的保護，個體自由並不能單單靠個體的努力就能真正地得到，與此同時，鮑曼還指出，在後現代社會，我們決不應「為了社會/ 集體的目的」而犧牲個體自由，我們要警惕這樣的號召。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1.228.102.130 ※ 編輯: meijoy 來自: 61.228.102.130 (01/23 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