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聞]Bob Dylan與杜甫，竟走過相似的路？！(下)

看板BobDylan (巴布·狄倫 - Bob Dylan)作者bluegecko時間4年前 (2020/02/19 23:35)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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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THE REPORTER) 2016年舊聞文章連結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bob-dylan-and-tufu https://www.facebook.com/twreporter/posts/1804766919771172/ 鍾永豐／民謠之路(下) Woody Guthrie對Dylan預鑄的影響民謠傳統往往在災年、戰亂或社會變革中，與憂時恤民的心靈野合，生發激楚的當代化過程。 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雪上加霜，奧克拉荷馬州發生連年大乾旱。天災與人禍加乘，逼使大量無地農民遷徙，尋找活路。二十出頭的民謠歌手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隨鄉民向西出逃加州，見證了農企業與銀行業聯手發動的土地兼併，其對小農與佃農的層層盤剝，以及大農制生產方式對環境的毀滅性後果。路上，逃難的艱辛風景、吃人的體制與遊民的行吟在歌手的心靈中交織，促使他寫出美國現代民謠史上的開山之作《沙塵暴紀事》（Dust Bowl Ballads）」。1940年出版的《沙塵暴紀事》在敍事者、當事者、閱聽大眾之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對話深度與向度，影響了日後眾多優秀歌手。這張專輯有幾項開創性的特質。首先是對事件的即時報導；專輯出版時，大蕭條尚未完結，而Woody Guthrie所描述與批判的社會現象也正愈演愈烈，其反應之專注與迅速，有助於吸引注目、激起公眾討論。其次，是觀察眼光與敍事口吻；紀實中的說故事者，其角色既涉入又疏離，有時是客觀的全知者，有時是苦難者的集合體，易使聽者產生半是宗教半是理智的關懷熱情。再者，曲調上Woody Guthrie參考了與當事者生活相關的傳統音樂──小調、搖籃曲、福音歌等等，使得內含大量訊息的歌詞得以乘著文化親近性，直達聽者的良知邊界。在歌詞的寫作上Woody Guthrie亦屢添新意，譬如用肺病的診斷報告寫沙塵暴之折騰生命、用銀行搶劫過程寫社會不義，其切入點既悲天憫人，又跳出人道主義俗套，為民謠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創造了更高的文學性。以上都還只是創作方法上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生命態度。 Woody Guthrie 終其一生不滿足於安全的、遠距離觀察與關懷，堅持參與到社會運動或事件的最前線，理解問題的癥結，與群黎同悲共苦，用創作發聲，引發輿論關注，爭取公眾支持等等，為其後的60年代激進民謠運動開了大門。另一方面，他不安於現狀，用盡各種辦法上路，行旅鄉國山河，穿越各種地理與社會文化疆界，於途中記錄、創作，為後來的搖滾青年──包括Bob Dylan，預鑄了個人主義、自由流浪、關懷人世三位一體的人格範型。70年代之後，街頭復歸平靜、庸俗，那些受惠於民謠運動的歌手儘管名利雙收，剔勵自己莫違初衷者仍所在多有，溯其源，不脫Woody Guthrie的遺緒。 1963年5月，Bob Dylan出版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不管從民謠運動、反戰運動或現代文學來評價，均乃精綻之作。那時，他離22歲尚差3天。之後，他以驚人的創作能量，3年內創作5張專輯，以犀利的激進批判為高漲的社會運動助陣，以高明的音樂性回應民謠與藍調復興運動，以前衛的文學性呼應英美的現代詩歌運動及紐約的前衛劇場運動，將美國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推上巔峰。但天才的實現除了時代的條件，更需前人的累積。在杜甫之前，樂府詩歷經數百年的搜集、整理、研究與傳播，到了戰亂頻仍、政治與思想中心解析的東漢末年及魏晉南北朝，帶有邊緣性與叛逆性的文人如曹操、曹植、曹丕父子，及王粲、陳琳、阮瑀、劉楨、傅玄、張華、石崇、劉琨、蔡琰等，常藉社會寫實進行政治論述。是其時，樂府詩以其豐富生動的民間性，乃成時代的文選，他們以之為發聲的依靠。這些新創的樂府詩，經典如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蔡琰的《悲憤詩》等，為後起的唐朝詩人開啓了一扇驚奇之窗，既讓他們看到樂府詩形式與語言的巨大後座力，又為他們展示了如何以民間聲學，將政治見解、時代特徵與社會關懷等表現面向，織育為可攀爬可路跑的新文學體，向上為諍言，向下為風謠。魏晉南北朝的樂府詩人之於杜甫，正如同Woody Guthrie那一輩的激進民謠實踐者之於 Bob Dylan。從周天子命採詩官四出搜集民歌，蔚為「不學詩，無以言」的風氣，至漢武帝立樂府採集歌謠，形成「為時而著，為事而作」的新樂府詩創作風潮。這個過程開始於公元前一千多年；不管是從世界政治史、文學史或音樂史來看，皆是驚人的早慧之舉，其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恐怕要超過後來的四大發明。理想上這是明君藉風謠以觀民情、知得失並自我匡正，實際上是民間的材料經過官僚及文人的編輯後，形式及音韻上更為嚴謹規律，並滲入政治倫理與禮儀規範，從而變身為教化百姓的媒材。司馬遷不僅看出《詩經》編輯過程的政治性，還指出其復歸音樂、以利宣傳，故云：「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者…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後世學者對孔子删詩說容有疑義，但對文人與官府在民謠搜集、審訂過程中下的文學政治手腳，倒有共識。中國因此形成了非常獨特的文學社會機制。文人受感染，內化為重視民謠的風氣與傳統。民謠既是觀察社會輿情的窗口，對其進行理解、詮釋與再創作，亦為文人養成學術與寫作的必經之路，及評量重要性的依據。文學上，民謠從四方、由下而上地向京畿滙集、整編、出版，使民謠得以保存、流傳，既延伸、具象化了文人的國家想像，豐富他們的社會視野，又為其提供創作養份。經過文人潤飾的民謠，帶著更精煉的美學與校正過的思想內涵，回返民間，與各地的風土、脈絡進行雜交。文人從而成為中介體，使國家組成的上下層、中央與四方關係之間得以進行政治與文化上的交流、對話；這或許正是千年來中國形成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充份條件與再生產機制。類似的過程與機制出現在2千年後的美國。從19世紀末至1960年代，在國會圖書館及出版業者的支持下，美國民謠搜集/研究/出版/演奏者約翰．羅麥斯（John Lomax）、艾倫．羅麥斯（Alan Lomax）父子對美國民謠進行了大規模的田野錄音，並進行檔案歸納、研究與出版。 John Lomax為國會圖書館成立的「美國民謠檔案（Archive of American Folk Songs）」覆蓋了33州，富涵多元的地域、職業、種族與信仰特性，在學術研究、公眾聆聽及文化學習上均引動出廣泛的興趣。但他們的志業遠不囿於此。兒子 Alan Lomax成長於美國最為左傾的年代，他對運動性民謠以及反映勞動者與低下階層生活特性的歌謠特別重視。1939年底，Alan在全國性的電台上系統性地介紹美國民謠寶庫，並現場演唱伯爾．艾佛斯（Burl Ives）、Woody Guthrie、利德．貝利（ Lead Belly）、皮特．西格（Pete Seeger）、喬許．懷特（Josh White）、及黃金之門四重奏（Golden Gate Quartet）等活躍歌手與團體的作品。這些節目直接於學校的課程中播放，惠及一般學生，對年輕世代的民謠學習、文化興味、社會意識與民族想像等等，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Alan Lomax見識民謠運動對社會變革的巨大推力，開始對30、40年代激進歌手的實踐歷程進行訪談，並錄製、出版他們的民謠演繹與創作。 50年代初，Woody Guthrie受家族性遺傳疾病──亨丁頓舞蹈症干擾，行動能力惡化，未久美國陷入恐共的政治局勢，活躍的民謠樂手受到監控。多虧Alan Lomax，美國第一批現代民謠歌手的進步作品得以保存下來，並至少能在圖書館與藏家間流通。 1959年局勢稍緩後， Alan Lomax 又與皮特．西格（Pete Seeger）、西奧多．拜克爾（ Theodore Bikel）、奧斯卡．布蘭德（Oscar Brand）及艾伯特．葛洛斯曼（Albert Grossman）等民謠運動推手合作，舉辦「新港民謠音樂節」（Newport Folk Festival），安排他所採錄過的重要民謠、藍調歌手走出被遺忘的角落與年代，面對全新的民謠世代。第二年，Bob Dylan就在這個音樂節的舞臺上初試啼聲，加速催發民謠革命。如此的承先啟後，杜甫與Bob Dylan多麼類似！放在中國文學史上，杜甫成就的境界顯而易見，諸如政治性、社會性與文學性的精緻統一，高超的批判性藝術概括，形象、場景與情感、思想的相互滲透，複雜而幽微的心理描述，精準奇麗的鍊字鍛句，以及文詞中豐富的構圖與造樂等等，眾注家與評家早有定論。讀杜甫於亂世中寫下的作品，其一生糾結在儒家君臣倫理、國家主義、人道主義、淑世熱情、家庭責任與創作欲望之間，不斷遭逢悲劇，又持續創造驚奇。杜甫以公共知識份子的自我認識與期許，行旅於濁世凶年，像個報導文學家，不斷記錄途中的見聞並表達關切。以民謠運動的歷程觀之，杜甫以自身為媒介，接合文人文學與樂府詩歌傳統，乃展衍出廣闊壯盛的對話。民謠是眾生創造　「偷」得兇也妙回到Bob Dylan佳評如潮的2006年專輯《Modern Times》，其詞曲中援引的傳統民謠或前人作品，並未註明出處，因而遭致多方詰難。Bob Dylan沒有回應質疑，大概他從來就認為，民謠的傳統中，沒有「註明出處」這回事。他的靜默並不寂寞；60年代民謠運動中的另一位重要歌手傑克．伊里亞德（Ramblin' Jack Elliott），亦從源遠流長的民謠脈絡看待此事，他說：「 Dylan從我這兒學到的方法，是我從Woody Guthrie那邊學來的；Woody沒有教我，他只說，如果你要學點東西，就用偷的；我從鉛肚皮那兒學到的，就是這件事。」 Pete Seeger也說過同樣的事，他回憶Woody Guthrie曾指著他向旁人說道：「這傢伙偷了我的東西，但我的東西是向眾生偷來的。」杜甫也偷，而且偷得更兇、更廣，更絕更妙。感謝後代數百位注家的爬梳，杜甫如何因陳出新，吾人得窺一二。其早年詩作《題張氏隱居二首》，首聯「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以聲音切入，帶出風景之縱深，簡直是電影中的搖鏡手法。據清初的仇兆鰲滙整，讀書破萬卷的杜甫，其參考來源可能涵蓋南北朝詩人庾信的詩句「春山百鳥嗚」、西晉政治家兼文學家劉琨的詩句「獨生無伴」、南朝詩人王籍的詩句「鳥嗚山更幽」、詩經小雅伐木篇「伐木丁丁，鳥嗚嚶嚶」及易經「同氣相求」。杜甫像個魔法師，消解前人的文字碎片，吐出景深更遠、況味更濃的詩句。再如杜甫在《房兵曹胡馬》中寫西域來的汗血馬，把北魏贾思勰論駿馬的「馬耳欲小而銳，狀如斬竹筒」及東晉王嘉《拾遺記》中形容曹操麾下大將曹洪座騎英姿的「耳中生風，足不踐地」，揉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不僅文字鍊達，形象精準，且速度感躍然紙上。到了《暫如臨邑至(山昔)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中的「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中年的杜甫藉以表現速度感的意象與意象間的聯繫，更加紛陳緊湊，令人目不暇給。轉化，是詩意表現的基本要求，而杜甫在基本功上所呈顯的出神入化天分，驚人至極。終其一生，倒裝句法是杜甫進行詩意舖陳與轉化時，最重要的手法。晚年客蜀期間所寫的《登樓》中，首、次聯「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運用倒裝法，將情緒嵌入動態的風景，焊溶時代感、意象與空間感；詩人的歷史心靈，彩色斑斕。倒裝法在杜甫手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前衛感。但倒裝法並非出於杜甫的文學實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樂府詩人就已廣泛運用，著名者如影響杜甫極深的鮑照。鮑照的民謠形式作品，如《採菱歌》：「要艷雙嶼里，望美兩洲間；褭褭風出浦，容容日向山」，倒裝法的民間性呼之欲出。再讀當時的風謠，如東晉初期的《豫州歌》：「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則知倒裝法根源於樂府中的問答式民謠──相和歌，亦既現代民謠研究中所說的呼喚與響應（Call and Respond）。新樂府詩人採用民謠中的問答形式，對中國的文學創作歷程產生了兩層革命性的影響。第一層改變是敍說方式從第一人稱移至第三人稱，第二層轉變是作者視野從菁英中心移至黎民百姓。在這兩層結構轉變的作用下，新樂府詩中開始出現複數的「他者意識」，作品與讀者間的對話層次因之紛雜，總而呈顯現代小說的基本要素，亦即羣黎的多元敘事主體。在西方文學的發展史上，獨白式的史詩佔據了非常長的時期，小說性質遲至16、17世紀才出現，而中國在西元第3世紀初的漢魏時期，於當時的文學社群──建安七子之間，就已蔚為風氣。從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表現作者與林中孤兒的對話，到陳琳參考《陌上桑》、《東門行》及《孔雀東南飛》等對話體流行歌謠，寫出小說體式的新樂府經典《飲馬長城窟行》，在在說明，中國詩學受樂府影響，至漢末、魏晉，早已眾聲喧嘩。藉民謠創造對話的寫實主義文學杜甫從魏晉南北朝的樂府詩人那裡所繼承的，不僅是白居易所指明的「為時而著，為事而作」的寫實主義精神，同樣重要的，還有寫實主義的創作藝術。天寶十載（751年），困頓長安的中年杜甫寫下即事名篇《兵車行》，承先啟後，預示了他的所有偉大：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兵車行》像是杜甫對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的致敬與回應。在其創作歷程中，此篇之所以重要，不只因其首度觸及了生民苦難並針砭時政，且是詩人承接樂府歌謠資產並進行再創作的初啼之作，且為其後的三吏、三別等紀史名篇，奠定了寫實的手法。杜甫一出手就超越漢魏名家，將樂府詩體的寫實藝術推高至前無古人的境界。然而，能文之人遭逢戰亂，無論是反應社會苦難或批判政治敗壞，漢魏以降早已輝煌見諸民間及文人的樂府詩歌；那麼，杜甫要如何超越呢？詩人回歸民謠的根本：聲音、節奏與結構。《兵車行》的節奏強烈，就樂府詩而言，其音響節奏之猛，宛如1970年代的英國叛克（Punk）音樂之於前一個世代的搖滾樂。此詩一開頭便連用兩個三字句，使灰色系的聲音場景充滿了不安的氛圍，接著平仄相間，繃緊文字的節奏，同時頻繁變換場景與韻脚，令人感受禍亂的迫近，接著腰處插入8句五言，並起用短韻「u」，造成低廻與急促感，傳達男丁備受奴役的命運，最後又以長韻「 ou」及「ui」，引領讀者細細慢慢地咀嚼歷史的悲痛。《兵車行》的音樂性豐富，不管使用哪一種漢語系地方語，讀來盡皆抑揚頓挫、胸臆澎湃。書寫悲劇有兩道關卡。第一道關卡是寫實，亦即掌握現實的矛盾與苦痛的細節。但真正把苦難寫真了，又容易令人不忍卒睹，或讀來沉痛悶抑，導致疲乏，令人急於脫逃。也就是說，寫實主義文學的方法經常讓它的主人到不了預設的目的地。因此，偉大的寫實主義文學家必須借助形式，在讀者與文本間創造疏離的空間，使讀者擁有客觀的距離，以與作家產生審視性的對話；這是第二道關卡。為達到疏離的效果，1960年代的Bob Dylan參考了兩種風格：充滿邊緣感的鄉村藍調（ Country Blues），以及前衛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疏離劇場。同樣地，杜甫從自身的民謠傳統中汲取可用的元素；在《兵車行》中，他使用樂府歌謠的重要形式 ──問與答，幫助身陷歷史場景的讀者抬高視線，以做為客觀的第三者。但讀者剛安穩於客觀的特權，杜甫又運用「君不聞、君不見」的樂府句法，將讀者變為負有歷史責任的第二人稱。如此誘進、高抬與移位，杜甫藉樂府民謠的元素，創造了真正具有對話效果的寫實主義文學。在文學史上，杜甫早被譽為「詩史」，到了現代，更被封上寫實主義詩人的稱號。杜甫當之無愧，毫無疑問。然而，在詩人的創作生涯中，符合「詩史」或「寫實主義」的作品，比例並不高。其大部份作品的說話對象，仍是詩友、文臣將相，以及最多的──他自己；更嚴格說來，前兩者說的也是詩人自己。因此，確切地說，杜甫是一個務實的寫實主義詩人；他只有在面對時代的劇痛、不堪與塗炭的生靈，內心昇起為哀哀生民說話的使命時，他才會動用樂府歌謠的民間形式。而當然，一旦詩人起心動念，其作品便就是既寫實且批判，音樂性強，藝術性高超，而對話性深且廣了。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時代巨變、社會動蕩，懷抱淑世熱情的文人轉向民間，重新認識時局，並向民謠學習新的論說與創作方法，本就是一個長遠的傳統。公元758年6月，被貶謫的杜甫在安史之亂中離開長安，展開了他的公路歌謠之旅。 (本文改寫自《我等就來唱山歌》書中舊作)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17.91.124.75 (中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BobDylan/M.1582126504.A.EC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