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搖滾革命的原鄉-下

看板Beatles作者ghty (聖披頭堡堡主)時間22年前 (2003/04/02 21:52)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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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 "狄倫不只是時代的詮釋者，更能洞燭時代的趨勢" 如果上面我們看到了音樂、青年文化和反抗運動如何結合，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這個結合為何會在此時出現，其憑藉的是什麼？最直接的答案當然是，只有在六○年代這樣一個反叛與激情的年代，才提供了豐沃的實驗場域，讓音樂成為個人參與時代變遷的觸媒。而從音樂史的脈絡來看，當時剛誕生不久的搖滾樂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種針對年輕人生命處境而打造的音樂，試圖表達並挑逗他們的慾望和不滿。也是從搖滾樂的誕生開始，年輕人市場才開始被重視，青年文化成為重要的行銷概念。這個商業化的過程，弔詭地使得青年世代開始浮現特定的世代意識，意即「我們不同於成人世界」的價值觀，而進一步醞釀了六○年代的青年運動。更進一步來看，六○年代的反抗音樂並不真的是起點。當瓊貝茲在 Woodstock 唱起廣受歡迎的另一首歌〈 Joe Hill 〉時，她是在這個六○年代的歷史地標召喚舊時代的幽魂，因為 Joe Hill 乃是所有抗議歌手的真正原型：他是二十世紀初期的工運組織者兼歌手和詩人，後來不幸被處死。而這首歌，也不是瓊貝茲所寫，而是從三○年代就有人吟唱，甚至直到八○年代的英國左翼歌手 Billy Bragg 還再度翻唱，顯見對傳統（不論是歌曲或形象）的不斷被挪用，確實是一代代抗議歌聲的根源。除了 Joe Hill 以外，具有更直接影響力的是從三○年代就開始活躍的 Woody Guthrie 和 Pete Seeger 。這兩位美國當代民歌的祖師爺，一方面採集民間民歌，另方面也積極介入各種社會抗爭。因此，狄倫視 Woody Guthrie 為導師與啟蒙者， Pete Seeger 更是在六○年代和狄倫、瓊貝茲及 Phil Ochs 有不少合作。他們的真誠實踐與社會主義精神，為民歌賦予了崇高的道德意義，而讓六○年代的知識青年把民歌視為這個時代最真誠的藝術表現。因此，對民歌運動的實踐者，和民歌的聽眾來說，民歌象徵著草根力量、代表與人民站在一起。簡單的樂器，則體現了素樸的表演方式，以及音樂中最可貴的「原真性」。也因此當狄倫在一九六五年把吉他插上電，轉向民謠搖滾時，遭遇原來歌迷的嚴重抗議。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向商業化的「搖滾樂」靠攏。除了演奏方式，民歌真正可貴的力量是在歌詞意涵。因此，這些歌手一方面是分析社會的理論家，但另方面真正使他們發揮巨大影響力的因素，是他們的歌曲能真正提供新世代對時代的想像。正如狄倫的〈 Masters of War 〉等反戰聖經是在反戰運動波瀾壯闊前出現，他最負盛名的一首政治歌曲〈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是正好在甘迺迪被刺殺前四周錄好；顯示他不只是時代的詮釋者，更能洞燭時代的趨勢。而他的歌曲雖然多是大篇章的晦澀詩篇，但僅憑藉副歌的幾句簡單歌詞，就能穿透人心。 Phil Ochs 雖然沒有狄倫影響力大，但是他更直接以音樂為武器，批判美國帝國主義以及美國價值，並介入幾乎六○年代所有運動：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戰。瓊貝茲最厲害的地方則是總能把別人的歌或流傳的民歌唱紅，透過她的歌聲以及積極參與抗爭現場，讓更多人感受到這些歌曲的力量。民歌之外，迷幻搖滾也用音樂和歌詞描繪了那個迷幻異域的具體面貌，讓嬉皮世代在音樂中發現狂喜的國度。而來自英國的 Rolling Stones ，則以激烈吶喊〈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來解放英美兩地青年所有不滿與壓抑。另一個英國搖滾樂隊 The Who ，也用歌曲〈 My Generation 〉召喚出青年的世代意識。雖然時勢提供了造英雄的契機，但只有當音樂能以一句句動人的簡單「標語」，精準地掌握時代氛圍，才得以讓六○年代成為搖滾革命的永恆原鄉。 "鼓聲已漸漸黯淡而所有歌聲都已消逝" 跨入一九七○年， Phil Ochs 似乎看到時代的終結： The drums are in the dawn And all the voices gone And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no more songs. ──〈No More Songs〉（鼓聲已漸漸黯淡，而所有歌聲都已消逝，似乎這已經是個沒有歌曲的時代。）很難說是誰先結束了，是六○年代的音樂傳奇，抑或是狂飆的社會運動；一如很難解釋是誰先開始的。但是喪鐘的同時響起，也再次說明了兩者的緊密關係。離開六○年代，狄倫的政治光彩開始黯淡，雖然他在音樂道路上依然不懈的前進；披頭四解散後的約翰藍儂( John Lennon )，身影卻更加燦爛，且在政治立場上更激進化，彷彿已經取代狄倫，成為七○年代最鮮明的反叛偶像（名曲如〈 Imagine 〉、〈 War is Over 〉、〈 Give Peace a Chance 〉、〈 Working Class Hero 〉、〈 People Have the Power 〉，多像是反抗的政治口號）；瓊貝茲依然堅持她的民歌抗議歌手的理念； Phil Ochs 前往非洲和拉丁美洲尋找世界音樂、在智利組織慈善演唱會，但在一九七六年不幸自殺身亡。迷幻搖滾的風潮更早因三 J 的死亡，而讓這些自稱花之子的嬉皮從迷幻國度中驚醒。但是整個音樂史、甚至整個世界，都已經因為這場資本主義社會中在二十世紀中最劇烈的社會革命而徹底改變。社會抗爭進入到多元議題和強調認同政治的「新社會運動」；這群經歷六○年代的年輕人進入主流體制，而開始逐漸模塑新體制的意識形態（例如柯林頓時代）；而音樂史也進入更商業化、體制化的階段，音樂工業更能掌握收編新音樂能量的各種技巧。但是，做為音樂介入政治的原鄉，做為人們永遠的鄉愁與迷思，六○ 年代的歌曲或故事還是可以感動一代代的年輕人，去探索各種音樂、青年文化與政治反抗種種結合的可能性。（下）【2003/04/02 聯合報】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sie.ntu.edu.tw) ◆ From: 61.224.16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