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搖滾革命的原鄉-上

看板Beatles作者ghty (聖披頭堡堡主)時間22年前 (2003/04/02 21:42)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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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要瞭解「修倫港宣言」（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你必須先瞭解鮑伯狄倫（ Bob Dylan ）。 ── 一九六○年代學生領袖 Richard Flacks "整個六○年代像是一齣快速剪接且綜合所有元素的影片" 一切搖滾樂的華麗與蒼涼似乎都從這裡開始。一九五○年代剛誕生的搖滾樂，在這個年代開始綻放全部的光和熱，各種後來的音樂類型在這裡萌芽，而無數的經典搖滾英雄和永恆神話都在這裡寫下。這是六 ○年代。這也是一段幾乎讓人不敢相信的真實歷史，而毋寧更像一齣精心寫就的影片。不但高潮迭起（披頭四創造出無人再能超越的披頭狂熱、鮑伯狄倫在二十多歲就以清秀憂鬱並且睿智的姿態成為時代代言人、 Woodstock 三天三夜充滿做愛與和平等種種傳奇或瘋狂的情節竟然都在同一個時代出現），甚且連結局也如此劇力萬鈞。（是何等巧合可以讓三個搖滾英雄都用生命來為六○年代寫下血紅的句點、並同樣在二十七歲時過世！女歌手 Janis Joplin 和偉大的黑人吉他手 Jimi Hendrix 都死於一九七○年，門戶樂隊的主唱 Jim Morrison 則死於一九七一年。）不只是搖滾樂，整個六○年代像是一齣快速剪接且綜合所有元素的影片：戰爭、暗殺（甘迺迪、金恩博士）、社會衝突.. ....不斷地交叉上演。黑人民權運動、反戰、校園言論自由運動、性解放......一場又一場社會革命，不斷地衝擊歷史航道。更遑論在美國以外，同時還有巴黎的六八學生革命、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日本的安保鬥爭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因此，六○年代無疑是討論流行樂與政治的原型。沒有六○年代的青年反文化，搖滾樂和民歌運動不可能燃起如此豐富的生命力；而沒有搖滾樂的介入，整個六○年代的青年運動更不可能如此風起雲湧。一九六四年加州柏克萊大學。言論自由運動席捲全校，學生佔領學校大樓，一股不安在空氣中騷動著。當著名民謠女歌手瓊貝茲( Joan Baez )在現場唱出經典著名的抗爭歌曲〈 We Shall Overcome 〉時，無論是她的歌聲或是歌詞，都把這股不安凝結成這些憤怒青年更堅定的信念。這是音樂介入社會鬥爭的最基本形式：在抗爭現場被吟唱的歌曲，不論是透過動人的旋律，或是深刻的歌詞，都能凝聚參與群眾的力量，賦予他們在思想上或情緒上的抵抗武器。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音樂也可以透過在收音機上、在唱盤上的傳送，讓無數沒有在現場的聆聽人撼動，並形成集體的情感以及對社會的共同實踐藍圖。一九六五年之後，伴隨著抗爭主軸的轉移，民歌做為動員的主角也讓位給迷幻搖滾一九六○年代的前半是民歌的時代。從一九六二年起，鮑伯狄倫就以〈 Blowing in the Wind 〉寫出了年輕人面臨巨大社會變動的重重困惑；以〈 Masters of War 〉、〈 A Hard Rain A-Gonna Fall 〉等反戰國歌，刺激年輕人對戰爭的反省；然後當他激憤的唱出「這是什麼感覺／這是什麼感覺／獨自一人無依無靠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完全沒有人知道／你就像一顆滾動不止的石頭」(〈 Like a Rolling Stone 〉），一整個世代年輕人的徬徨與無奈都傾洩而出。許多人認為狄倫作為抗議歌手典範的問題是，他並未積極參與實際的抗爭行動。但事實上，他對當時學生運動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例如，本文開頭引述的當時學運領袖也是後來成為研究六○年代學運最著名學者之一 Richard Flacks 的話；或者在當時最重要學運組織 SDS （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的總部就張貼著狄倫的海報；六○年代末期學運激進化的組織名稱「 Weatherman 」，更是出自狄倫的名曲。而且狄倫也不是完全不接觸學生運動：一九六三年 SDS 在紐約的會議，狄倫就前往祝賀並說：「我雖然不知道你們在討論什麼，但聽起來像是你們期待這個社會有所改變。如果這就是你們所要追求的，那麼那也正是我要的。」當然，讓民歌成為那個時代歌聲的人不只是狄倫，還有比他更激進的 Phil Ochs ，更積極走唱運動現場的瓊貝茲，以及更商業化，把狄倫歌曲唱紅的 Peter, Paul and Mary 。一九六五年之後，故事場景開始轉變。由於美國進一步介入越南，反戰運動也更擴大。伴隨著抗爭主軸的轉移，民歌做為動員的主角也讓位給迷幻搖滾，而狄倫也褪下時代代言人的身分，轉而更神祕化、向內探索的角色。當嬉皮世代在頭上戴起花，沉迷在 LSD 的奇幻世界，和聽起迷幻搖滾時，他們不再提出什麼具體的政治或社會改革主張。不過，他們對主流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挑戰，本身就是一種激進的反叛姿態。而當他們喊出「做愛不做戰」（ Make Love, Not Make War ）時，這群花之子（ Children of Flower ）已經和那個時代最直接的反抗運動緊緊結合起來。 "由於這些音樂所意涵的革命力量，才開啟了整個六○年代青年的視野與反叛行動" 或許真正影響這個青年反文化的力量，不只是民歌的抗議歌詞，或是迷幻搖滾的嬉皮態度，而是如 Richard Flacks 在其經典作品《青年與社會變遷》（中譯本，巨流出版社）中指出的，「這些作品展現出啟示錄般的願景、對工業社會和現代科技的強烈反感、對官方權威的和傳統道德的深厚敵意，以及和各種非西方的心靈和宗教傳統的親近性。」正是由於這些音樂所意涵的革命力量，才開啟了整個六○年代青年的視野與反叛行動。這也正是在六○年代流行樂可以和青年反文化運動結合的主因。因為流行歌作為一種民眾／通俗文化，本來就能夠打造聆聽者的集體認同，建構社群感，而為社會運動提供凝聚的資源。而不論是民歌或是迷幻搖滾，強調的都不只是音樂本身，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實踐態度。（上）【2003/04/02 聯合報】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sie.ntu.edu.tw) ◆ From: 61.224.162.222